本报记者 邓瑶 北京报道

　　近日，一位国资委官员对本报记者证实，关于提高央企国有资本收益（下称红利）上缴比例的研究报告正在征求各方意见，目前尚无是否上调的最终结论。

　　2月初，国务院批转的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显示，将适当提高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上缴比例，“十二五”期间在现有比例上再提高5个百分点左右。

　　目前，各家央企根据行业性质不同，所缴纳的红利比例也不一样。其中，一般竞争类央企的红利上缴比例为10%，资源类央企上缴国有资本收益的比例为15%，军工科研类央企的上缴比例为5%，烟草类央企为20%。

　　国企改革专家周放生对本报记者表示，“当前阶段，红利比例可以进一步上调，使公众从中受益，让公众感受到作为国企股东的利益。”

　　一位接近国资委的研究人士对本报记者表示，从各方反映来看，央企今年上调红利上缴比例的可能性较大，不过，也有少部分人要求保持现状。

　　或分类上调5%

　　我国对央企实施红利上缴政策始于2007年，如果从央企红利提取比例再度提高5%，国资预算收入增加大约350亿-500亿元。

　　近年来，社会各界对再次提高央企红利上缴比例的呼声越来越高。经济学家吴敬琏等人甚至提出应该将国企30%至50%的股权划转到社保和公益性基金。

　　“对于一些资源性和垄断型国企，应该大幅提高收取比例，20%太低了。”对国资改革有所研究的北京求是联合管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安林表示。

　　上调红利的呼声源自国企近年来大幅上升的利润。去年，央企利润总额约1.3万亿，与2007年相比，利润增加了近30%。

　　值得注意的是，《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显示，新增红利将有一定比例用于社保等民生支出。

　　过去，央企所上缴的红利主要用于央企自主创新和培育发展新兴产业、央企重组、央企灾后重建、应对金融危机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等，尚未涉及支持民生。留下来的大部分利润则用于扩大再生产、弥补国有资本金投入不足、解决企业历史负担、科技创新等方面。

　　各方博弈

　　尽管提高央企红利上缴比例已达成多方共识，但依然面临不同意见。

　　国资委研究中心主任李保民对本报记者表示，从大方向看，央企红利上缴比例应该逐步上调至与上市公司的30%一致，但根据央企目前的发展阶段及实际情况，维持原来的比例是最好的。

　　另一位国资委人士对本报记者解释，央企的利润总额这几年确实增长明显，但这是企业的合并报表数据，反映的是央企的经营状况，并不说明企业真正能拿到这些钱。“扣除所得税、归属少数股东收益以及法定公积金等，央企母公司可支配利润仅有利润总额的四分之一左右。”

　　“央企红利低的主要原因是央企社会负担仍然很重，企业仍然面临发展的需要，如果短期内大幅度提高分红，将损害央企的可持续发展。”上述人士反问，“你是选择可持续发展，还是要企业交一大笔钱然后关门走人？有哪个国家的企业与我国的国企一样养这么多人、这么养人的？没有。但我们也不能大幅裁员。”

　　今年1月份，一位央企负责人在会议间隙对本报记者表示，公司的债务、税收以及各项费用依然很大，大幅提高红利上缴比例“不现实”。

　　“央企是国有企业，其发展成果理应全民共享。这不仅体现在上交国有资本收益，还体现在上交税收、扩大国有资产总量和国有股转社保等方面。”国资委研究局局长彭华岗表示。

　　关键在改革

　　李保民表示，央企发展面临诸多争议，包括上缴红利方面的争议，解决这些争议的根本方法是深化改革。

　　央企股权多元化是公认的改革方向，不过，今年来鲜有实质动作。

　　周放生表示，应该推动国有企业与民资、外资进行重组，“不能搞封闭式重组，不能总是国有企业重组别人，而是以开放的心态欢迎民营企业和外资重组国有企业，尤其是那些亏损严重企业。这样才能实现混合所有制的股份制改革。”

　　周放生称，股权多元化的重点是央企母公司改革，“由国有独资公司改制成为混合所有制的企业，引入民资和外资，使得它实现股权多元化。”

　　至于具体股权结构，周进一步表示，“可以根据不同行业和企业的具体情况来进行安排，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完善董事会制度。”

　　不过，周放生坦承，母公司股权多元化改革非常难，不过，产权制度改革的必要性已经三十年改革实践证明，看来现在仍需重新认识。“只要思想解放，中央下决心去做，就可以有步骤地去实现改革目标。”

　　李保民则表示，虽然目前还没有改革的大动作，但并不意味着改革停滞，“改革依然在向前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