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无法理解很多人的偏激看法，上市公司如果不能上市融资，那证券市场根本没有存在的必要。

　　不可否认，有很多公司上市的目的，就是为了方便的从证券市场上融到资金，这里面也肯定存在很多恶意圈钱的企业，不独中国有，全世界都有。特别是一个国家股市经历较浅，监管不成熟。

　　而从更广泛的角度出发，通常上市公司IPO或者是增发融资，都会选择一个能给予自己公司股价“高估”的时刻，这样会最低程度摊薄大股东（或现有股东）的股权。因此，可以说，投资者和上市公司在融资时，多半是站在对立面上的。而且，不少高明的上市公司老板，更喜欢选择股市泡沫较严重时发行新股或增发，而在股市低潮期间进行回购。例如2007年底阿里巴巴在港上市，之前做足了宣传，最终以超过100倍PE发行新股。而且新股上市后短期又有很大涨幅，以至于07年PE到达300倍左右匪夷所思的地步。然而08年股灾后期，阿里巴巴港股跌至4元港币以下，马云马上宣布回购公司股票。回头看，我们无法指责马云利用了资本市场，因为正是整个市场的不理智行为给了他这样的机会。

　　实际上这样的例子古今中外都很常见，例如李嘉诚的长江实业，1972年香港股市炙热时申请IPO上市，1975年恒指跌至最低150点时宣布回购公司股票，1987年9月初李嘉诚偕同多家地产公司宣布100亿港币以上的集资方案，我们知道不到几十天后，香港乃至全球发生股灾。李嘉诚每次融资时机都让你感到，他居然比大多数投资者都更能把握住市场的周期起伏。

　　又如万科王石，如没记错，2007年10月A股见顶前两个多月万科就完成了巨额融资，非常精准。

　　作为这些公司的原有股东（长期投资者），当然希望公司能尽可能的以最小的股本扩张换来最大的融资额，只要公司能继续维持股东权益回报率，原有股东当然乐于见到这样的情形。但对于相对高价参与增发或IPO的投资者而言，上市公司无疑是站在你的对立面上的，受损概率当然会非常大。举个例子：当你是一家常年能维持20%ROE企业的长期股东，买入PB为1倍左右，那么上市公司融资后，利用这些资金取得的回报率仍然能维持20%的高水准，那除非你有更高的选择（超出20%的回报率），否则上市公司的融资（主要是指增发），你应该感到高兴。但如果你是参与增发的投资者，你在PB为4倍参与，如果公司还能维系20%的股东回报率，那你长期也仅能获得5%的回报率，当然，如果公司ROE还能持续提升，那你能获得超出5%的回报率水平。其实还有一个隐含的地方，就是如果上市公司不断融资，还能长期维持较高的ROE水平，那么投资者就能通过净利润累计的增加和市场给予的资本化率（市盈率）获得股价差价上的收益。

　　例如当你1972年参与长江实业IPO，当年长江实业融资3200万港币，三年后你当然损失惨重（股价从1973年最高28港币，跌至1975年最低1.7港币），但由于长实运作优秀，公司拿着股东融资的钱扩张生产销售，公司业绩也能逐年提升。长实业绩从1973年的每股收益0.04港币，上升至1999年的每股收益25港币。长江实业前20年左右多次巨额融资，而分红远不及融资额，直到1997以后才有相当大的改观（香港1997年房地产市场见顶，至今仍不及当时的景气度）。

　　所以，不是说所有上市公司“融资圈钱”都是需要批判的，关键是上市公司长期能否维系一个较好的股东回报水平（财务结构不发生较大改变）。很多上市公司的融资圈钱，可能对股东都是不利的，甚至对原有股东也是不利的。例如同是1972年上市的香港“世纪天线”公司，也融资了上千万港币，但最终却破产，股东的资金没有获得任何回报。

　　至于上市公司应该保持怎样的财务结构，在融资方面采取哪些顺序步骤：内生资金、举债、股市融资。没有定论，也没有一个所谓的最佳财务结构，这取决于很多因素，但至少我们不应该排斥一切融资行为。

　　对于上市公司分红问题，不可否认内地上市公司做的并不好，同样是香港投资者，对上市公司分红是非常看重的。但上市公司股息率，并不是唯一的投资参考因素。例如上市以后一直不分红的微软，在2004年曾宣布一次性发放每股3美元的巨额股息，当时在美国可没有说大家觉得微软股息发放高，因此很伟大，很值得投资。而是产生了巨大分歧，很多投资者认为微软此举，意味着其前30多年的飞速发展已经到头了，进入了一个缓慢增长的时代。当时美国有个对冲基金经理曾写了篇文章刊登在华尔街日报上，就叫：“我憎恨股利！”，这个对冲基金经理甚至认为，股利就是在贿赂投资者，并不能带来经济增长，如果投资者这么爱好股利的话，那就投资铁路。

　　西格尔教授认为，如果上市公司不愿意发放股利给投资者，那很可能存在“代理风险”，即上市公司可能将利润化作费用，或者进行盲目的扩张投资。但他也认为，可能类似巴菲特这样的极其优秀的管理层能避免这样的陷阱，将利润留在企业，而不滥用或浪费掉。言下之意为：越是平庸的公司管理层和利用资金能力的企业，越应将利润返还给投资者。我觉得他的观点是比较中肯的。

　　另外，必须要注意，一个公司甚至国家地区，在经济腾飞期间，对资金的需求肯定会大于对投资者的回报的。例如汇丰银行，在1975年以后的连续几年中，都进行了融资，总股本因此扩大了好几倍（1975年总股本还不足1个亿），而后80年代收购海丰银行等一系列大手笔，都是发行新股进行的，而同时期的分红则远少于融资额。但到了2000年后的汇丰，已经难以见到什么大的收购了，因此分红派息额马上超过了融资额。但这可能从某种意义上说，汇丰银行的增长也到了一定空间了。

　　但我们不排除，仍有很多不良的上市公司，在市场已经饱和的情况下，仍然喜欢圈到股市中廉价的资金。

　　总而言之，中国上市公司的确比国外的成熟度更低，对股东的回报概念更低，但必须考虑中国股市的运行期限还很短，一方面上市公司还处于扩张期，仍需要大量资金支持，另一方面，的确很多公司贪婪的试图获取更多的投资者资金。

　　举个例子，香港70年代上市的几百家企业，其实仅有少数能真正给予投资者回报（不是股价），但你不能否认，仍有很多企业，最终给投资者带来的良好的回报。你不能因为这个，而将整个市场抹黑：要知道，上市公司投资如同做企业一样，70%的小企业都会死掉，但仍有那么多人在投资兴办企业，为什么呢？

　　最后，我不同意动不动就拿万科来说明，它究竟是否是一个“伟大的企业”。万科只是一个在房地产市场领域，目前给投资者带来了良好回报的优秀企业。“伟大企业”在中国是没有的。因为中国还没有一家公司，能在世界范围内做到该领域数一数二，并且给人类带来巨大变化的。